近年来，中国与瑞士贸易与投资合作激增，中瑞商务交流生机蓬勃。然而，在中国公司准备走向全球化之时，仍需更多关注诸多法律细节及程序。《欧亚时报》独家专访吴帆律师关于国际企业合作必须注意的法律知识。吴帆律师在瑞士执业已有十多年经验，在专访中，她与欧亚时报读者分享了她最近处理的一起中德企业国际仲裁案例。

企业家法律须知| 中国企业走全球，进军欧洲市场

 

苏黎世的周五午后，阳光映照在吴帆律师的脸上，她开心地与欧亚时报编辑们，分享一起她最近所经手的国际仲裁案例。她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历经一年多的艰苦战役，她代表中国一家中小企业，对抗一家世界五百强、德国最大集团公司， 成功地为中国企业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及公正。

 

2014年6月的一天，北京高景宏泰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德勤先生，打电话到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希望能找到一位好的瑞士律师，接手他的仲裁案子。他所面对的是一家德国著名集团公司旗下的瑞士子公司，在高景全面履行合同后， 对方却找出种种理由拒绝完付，因而有了居间合同的纠纷。总领馆为他推荐了吴帆律师。

 

与周德勤先生第一次通话，吴帆律师仔细听取了周先生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她很快意识到，周先生之前聘请的中国律师，可能没有处理过国际纠纷。基于她以前在跨国公司担任法务的经验，跨国公司所有对外合同，一般都会统一适用总部所在地的法律。 如此，高景的合同，很可能适用的是德国法。而周先生并不知道， 合同还有适用何国法这样的讲究，他只知道仲裁需要在瑞士进行。吴帆律师建议两人会晤一下，并请周先生把相关的合同带来。

 

浏览了周先生带来的合同， 吴帆律师确定适用的正是德国法。 她向周先生解释了此项仲裁适用的实体法是德国法，而程序适用的是瑞士商会仲裁规则（Swiss Rules)、 仲裁语言（英语）和地点（苏黎世）、程序（根据仲裁金额，吴律师预计是简易程序）、费用估算等等。 吴律师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周先生介绍了仲裁的基本过程， 并指出了纠纷可能围绕的关键争议点， 而这些和高景与对方来回纠缠的死结不谋而合。 周先生对吴帆律师的信心油然而生， 而她坦言自己不能独立处理此案， 需要再聘用德国律师一起协作的诚实态度，更使周总对吴律师建立起了信任。 他几乎毫不犹豫地讲此案的处理委托给了吴律师。

 

吴帆律师提到，这是一场需要智慧、细心与耐力的国际仲裁案，面对德国企业的庞大律师团，高景给予了她极大的信任，也积极地配合律师的需求。这份总额为 100万欧元的国际仲裁案件，历经一年多的仲裁程序，最终由单人仲裁员裁定对方败诉，要求对方必须履行合约、给付佣金并缴纳滞纳金（欠款利息），还必须承担所有仲裁费用和高景的律师费。因为此案的胜利，该德国集团公司还将面临一连串同类中国公司的起诉。

 

欧亚时报：请问在整个仲裁程序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难为何 ?

 

吴帆律师：最大的难点我认为是仲裁员的选择。因为适用简易程序，这起国际仲裁只有一名仲裁员，而不是普通程序的三名仲裁员（意见不同时取多数意见）—— 单人仲裁员的意见就是最终意见。因此，仲裁员的人选成为案子的关键之关键。 我方主张，仲裁员需要懂中文、熟悉中国的经商环境， 因为事件发生在中国，许多书证也是中文的。然而对方却蛮横咬定，仲裁员不能懂中文，只要他懂中文或和中国有任何关系，就不可能是中立的。因无法协商决定人选， 我们只能接受瑞士仲裁机构为我们指派仲裁员。指派给我们的仲裁员是克拉丽丝 × 冯 × 翁席海姆博士（Dr. Clarisse von Wunschheim)， 她是瑞士人，还十分年轻，才30来岁，开始时我心存疑虑，忐忑不安，可事实很快证明，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仲裁员，主动干练地引导程序，思维严密理性、行事不带偏见，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瑞士有这么精英的仲裁员，使我对瑞士仲裁肃然起敬。众所周知， 中国企业在国外的仲裁，大多是以败诉结局， 因此许多中国企业即使有理也不愿提起国际仲裁。这种局面当然由多方面因素造成，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专业性和中立性。 我希望藉由这起国际仲裁案让中国企业知道， 瑞士商会仲裁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小额案件设有简易程序，收费公正，国际知名度高、公信力强。 在商业伙伴坚持海外仲裁时，中国企业若提议瑞士商会仲裁，一般都会被欣然接受。

 

欧亚时报：您认为这起国际仲裁案件，您能胜诉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

 

吴帆律师：对任何案件来说，请对律师都是制胜的关键。选择律师时，首先要看律师的专业是否对口，在相关领域有没有足够的经验。 这对中国中小企业来说往往是第一大门槛——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案子需要哪方面的专业律师，也无从判断某律师在哪些相关领域有多少经验。 高景委托我时， 我的一个条件就是由我来选择德国协作律师。 我任命的协作律师与我的能力和专长互补、相得益彰， 这是我们胜诉的决定性因素。 很多中国企业会将自己的案子以一揽子价委托给一个中国律师事务所，让其转包给外国律师。中国律师事务所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会转包给向其报价最低的外国所而不考虑专业因素，一些知名的外国律所，为了赢得业务，也会给出超低价，然后让低年级的律师来担任具体工作，这不啻为中国企业海外仲裁屡战屡败的致命原因。

 

与律师专业性同等重要的是律师与客户能否无障碍合作。每一场胜诉，都是律师和客户成功合作的结果。如果律师与客户交流有障碍，不能互相理解，无法及时排除误解，往往会导致双方丧失互信甚至翻脸，这样还何谈胜诉呢？

 

选择律师的另一个关键是，外国律师对中国企业是否存在偏见。高景案的德国律师，专业方面是不错，但是他内心始终不愿承认，自己国家的旗舰企业会不讲诚信， 也就是他自始至终都心存偏见。 这也是此次办案的另一大难点 —— 在战胜对方之前，我必须先说服己方的律师，与之既合作又斗智斗勇。很难想像，如果客户直接委托于他，而不是让我做领衔律师主持办案，结果会怎么样。

 

欧亚时报：对方是一家跨国大财团，律师阵容庞大，您只请了一位德国律师并肩作战，难道没有丝毫胆怯吗？

 

吴帆律师：确实，对方是德国第一大集团公司，使得我光找德国协作律师就非常不易，因为它把自己的业务拆分给了德国几乎所有大律所， 这些大所都因为潜在的利益冲突而无法接受高景的委托。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自己对案子的判断，对自己专业能力也有足够的把握。况且，律师请了太多也有弊端。 比如我们的对方，因为本案涉及合同法、刑法的多方面问题，而且涉及德国法、瑞士法，他们就每个问题都请了相关专家律师，德国的、瑞士的都有，但他们领衔律师没能统筹管理案件，把握全局、明察细节。 要知道，胜诉就胜在细节上，胜在建立在全局观上的战略。没有一个帅才，即使请了再多的将才也是枉然。

 

欧亚时报：这间国际仲裁耗时一年多，请问一下这家中国企业，为何愿意和敢于耗费如此多的时间、金钱及气力来对抗一家欧洲的巨无霸集团企业 ?

 

吴帆律师：我也问过周先生，甚至在一开始就提醒过他，即使我们最终胜诉，也需要他预先投入巨大的成本， 况且案件的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直白。 比如， 高景和对方就同一项目签署了三个版本的合同，而我们主张有效的这个版本，对方甚至没有在合同上签字。 但周先生相信我和德国律师的分析以及我们的思辨、说理能力，也相信西方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和信任，客户投入了高额的“风险资本”。我对客户这点非常敬佩和感动。正因为缺乏这些信念或信任，很多中国企业在纠纷面前都会选择退缩；或者仅仅因为自己在履约方面有一些小差错、小欠缺，就不敢“冒险”提起诉讼或仲裁。殊不知，在同等情况下，西方企业一般都会积极寻求律师的法律意见，请其分析和判断胜诉的几率，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理性选择。这是值得中国企业学习的地方。

 

欧亚时报：对于其他想要准备前进全球，与外商合作的中国企业，您有什么建议吗 ?

吴帆律师：有， 但我的建议不仅建立在此项仲裁案的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我从业16年来与中国客户合作的基础上。放眼世界，中国企业展望未来你准备好了吗？

 

吴帆律师从专业角度，提出几点建议与欧亚时报的企业家读者分享，如果你是中小型中资企业，已经准备好面对全球化，走向海外市场，你必须做好下列准备，因为你之后的每一个步伐，对企业未来商业合作的成功与失败都具有影响：

及时寻求律师意见

许多中国客户在签署合同时都表现得过于草率。为了省钱，他们往往不会主动请律师起草合同，而是采用对方提供的合同文本。西方企业惯于用法律规避和转嫁风险，他们的合同文本都是律师斟酌起草的，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中国企业则比较简单粗犷，看到合同上写着谈好的价格（阿拉伯数字）就满意了，舍不得花钱请律师审阅合同。事后被对方逼着履行不平等的条款，或被对方找到空子逃避责任，已经为时已晚。因此，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任何合同的签署，都应该经过有经验的律师审核及认可，重大而复杂的合同最好有律师台前幕后参与谈判，以避免日后产生纠纷或诉讼。

立即处理危机

 如果你遭遇到任何纠纷，应立即寻求法律的协助。相较于西方企业，中国企业偏好花时间与对方协商，而诉讼时效则在倒计时中渐渐流失。一旦过了诉讼期限，即使法院判您胜诉，债权也无法获得强制执行。因此，如果遇到对方违约，应尽快签发律师函，若对方不回应、不配合，应听取律师意见，立即采取法律行动。以瑞士为例，一般债权的诉讼时效为五年。本起仲裁的案，按德国法律，诉讼时效只有三年。我们需要论证为什么高景2009年的债权并没过期。虽然我们的论证获得了仲裁员的认可，但毕竟这需要提供很多证据，需要使尽律师的专业技能。对客户来说， 因错过了诉讼时效而无法得到追偿，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情。

提升企业内部文案管理能力

 诉讼的输赢，往往并不完全是法理的问题，而更多是证据的问题。 即使一方完全占理，但它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也是无济于事的。合同、会议纪要、往来信件、邮件、备忘录等，都是证明材料， 而中国很多老总不习惯书面交流，遇事喜欢电话或面谈，这很不利于证据的保留。因此，我以为中国公司的文案管理意识需要加强，书面文件必须有系统地建档，归档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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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孙再宇

记者：高莉蓉